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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爱乐乐团举办第十二届中国新年音乐会******

  中新社纽约1月31日电 (记者 王帆)当地时间1月31日,纽约爱乐乐团第十二届中国新年音乐会暨庆典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葛芬音乐厅举行。这是这支著名乐团连续第十二年举办中国新年音乐会。

图为中国著名指挥家余隆在音乐会上。 中新社记者 王帆 摄

  当晚,能容纳2200名观众的大卫·葛芬音乐厅吴蔡剧院(Wu Tsai Theater)几乎座无虚席。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余隆执棒,二胡演奏家陆轶文、小提琴家宁峰与纽约爱乐乐团担纲演奏。在作曲家李焕之的《春节序曲》中,音乐会拉开序幕。

图为小提琴家宁峰与纽约爱乐乐团演奏《西区故事》组曲。 中新社记者 王帆 摄

  随后,作曲家陈其钢为二胡和交响乐团改编的新版《悲喜同源》迎来美国首演。陆轶文作为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与文华奖的双金奖获得者,在演奏此作品时大胆使用两把二胡,将东方乐器的独特魅力发挥到极致。乐曲刚一结束,剧院内就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晚的演出曲目还包括郭文景的《草原》、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伯恩斯坦的《西区故事》,以及返场时刘天华的《空山鸟语》和萨拉萨蒂的《纳瓦拉舞曲》。

图为二胡演奏家陆轶文与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新版《悲喜同源》。 中新社记者 王帆 摄

  其中,改编自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的《西区故事》组曲由著名小提琴家宁峰领衔演奏。宁峰曾获2005年迈克·希尔国际小提琴比赛(新西兰)第一名及2006年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他以饱满的情感和超凡的技巧,用音乐把观众带到20世纪50年代,让他们感受发生在林肯中心一带移民社区的爱情故事。

图为音乐会现场。 中新社记者 王帆 摄

  “我在疫情前看过很多届爱乐乐团的中国新年音乐会,今年音乐会恢复线下举办,非常开心。”从新泽西州赶来现场的张女士对记者说,她最喜欢《西区故事》组曲,看华人小提琴家携手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

  纽约爱乐乐团首席执行官黛博拉·博达(Deborah Borda)表示,纽约是喜爱庆祝的城市,中国新年音乐会连续举办了十二年,让人们了解到很多有才华的音乐家,欣赏到多样文化。“我们非常高兴。祝大家新年快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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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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